朱之光（1918-2017），原名朱孚若，浙江余姚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浙东游击指挥部独立大队大队长，南山县县长，中共四明工委副书记等职。1949年6月至1956年2月，任宁波专署副专员、第一副专员、专员，中共宁波地委常委。后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等职。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1918年，朱之光出生于四明山麓一个拥有100多户人家的龙坑村。这里交通不便、山地多稻田少，主要依靠一些经济作物生活，解放前人民生活得很苦。朱之光在兄弟姐妹七人中排行老三，但因家境属于当地的中上层，其父朱祥甫儒学基础较深，是同盟会会员，富有民族气节、关心国家大事，家里重视教育。朱之光幼年就读于本村朱家祠堂、梁弄正蒙小学和县一小。父亲深刻影响了朱之光的一生，朱祥甫曾说：“你路走对了，大道之行也。”

淞沪战争爆发后，江浙局势骤然紧张，余姚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1938年4月通过招考朱之光参加了国民党余姚战时政治队，成为被录取的30人之中的一位。不久，参加海北政治工作队，到沦陷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下半年，在国民党余姚县自卫总队任中队政工指导员，期间秘密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组织上分配朱之光去政工队第四区队工作，在此期间，朱之光组织发动近万名茶农开展“提高茶价，平抑米价，救济山民”的请愿斗争，在现实阶级斗争中锻炼和考验了自己。四明山盛产茶叶，茶商多的时候，茶民获利较大，1斤茶叶能换取3斤大米。后来茶商联营，甚至采用先销售后付钱的手段压低茶价，茶农苦不堪言。朱之光发现这个问题后马上向县委汇报，县委提出了三条意见，主张开展群众斗争，以斗争达到团结、共同抗日的目的。在斗争中，朱之光以当时南岚乡乡长鲁介吾的贪污案为突破口，积极组织群众，在各地区发展了一大批积极分子，大大提升了群众的思想觉悟，群众自愿到指挥组报名参加群众斗争。随后朱之光和其他同志将所有报名的群众组成若干个小队，成立请愿指挥部，设立冲锋队，选出20余人为谈判代表。最终，茶农请愿活动最终取得胜利，这是四明山人民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一次革命斗争，扩大了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为以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942年10月，浙东游击纵队主力部队从蜀山渡姚江进入四明山境内，从此，四明山区的政治形势有了根本变化，四明山人民有了自己的武装。随后党组织组建姚慈办事处，为部队提供供应服务，联系地方中上层人士，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朱之光担任主任。当时，四明山区的南山县是浙东的政治中心，日、伪、顽与游击队的斗争在南山县非常尖锐。在这种复杂的斗争形势下，抗日统一战线巩固发展尤其需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朱之光在上级的直接领导下开展统战工作，通过配合武装斗争、正确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既争取到诸多中上层人士，也充分发动了人民群众，浙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建立。

1945年9月底10月初，为体现和谈诚意，浙东区党委根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电令，忍痛将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北撤。北撤前夕，为保存力量、等待时机，保持战略支点，决定留下少数党务工作的同志。为此，谭启龙政委特别问朱之光怎么办。朱之光考虑到游击队北撤后老百姓的情况，决心留下来与四明山的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当时，整个四明山地区留下来的同志不到100位，大家都手无寸铁地隐蔽在各个地方坚持斗争。当时，中共南山县委书记俞震一再劝说朱之光北撤，认为他是本地人，身份太过明显，很多人都认识，留下来可能会有危险，但朱之光仍然坚持留下，他说：“组织上既已批准我留下来，又加上四明山人民的需要，我更不忍离开他们”。几经波折，最终还是留在了四明山区。

1945年11月间，国民党反动派公然撕毁“双十协定”，由竺鸣涛率三十二军一部分加浙保共两万余兵力大规模“清剿”四明山区。凶残的敌人在“大清剿”中杀害了无数的革命仁人志士。朱之光的父亲因不配合国民党反动派，被“请”到梁弄镇浙保团部，弟弟和妹夫也被扣押。最终，于1947年8月2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在梁弄镇面前山。在“清剿”过程中，朱之光一直协助陈布衣负责南山县工作，后又先后负责余上地区和虞东地区工作。在坚持时期，其主要是实行精干政策，坚持做党务工作，积极恢复党组织和开展四明山区武装重建工作。

1949年，宁波解放后，朱之光任宁波军管会财经副部长。1952年11月，任中共宁波地委常委、宁波专员公署专员、党组书记等职务，为宁波地区经济恢复工作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继续奉献自己的力量。1981年5月至1988年1月任政协浙江省第四届、第五届委员会副主席。